20世纪初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党酝酿过程中，坚持思想斗争，批驳胡适等人的理论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组织建立后，严肃组织斗争，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确保了党组织的统一和纯洁。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京早期共产党员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展开政治斗争，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组织发动北方工人运动，勇敢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坚持真理、维护纯洁、直接行动的斗争精神，贯穿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全过程，成为北京建党活动的灵魂。
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围绕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革命精神的继承发扬和最新阐释。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从建党酝酿、准备，到组织建立后各项工作的展开，经历了1919—1921年3个年份。这3年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而最为可贵的是斗争精神。它贯穿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全过程，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品格的真谛。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北京建党的艰辛历程，尤其是蕴含其中的斗争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大钊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北大红楼和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
坚持思想斗争，批驳胡适的理论攻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北京早期共产党人斗争精神之一：坚持真理，虽吾友亦争之。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时期，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社会思想空前活跃，新思潮百家争鸣又鱼龙混杂。在马克思主义加快传播步伐的同时，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也不甘寂寞，以不同方式争相表现自己，一时间泥沙俱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视之如洪水猛兽，表现出极大的仇视和恐慌。他们把社会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不时发布严查“过激党”的禁令和通报。然而，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能否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人们还是“隔着窗纱看晓雾”，心朦胧、意朦胧，并不十分清晰。围绕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发生了三次学理论争和思想交锋。其中，第一次论争主要发生在北京以李大钊与胡适为代表的两派知识分子之间。五四运动前，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都参加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来，他们在批判封建礼教、提倡科学和民主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分歧。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个群体逐步发生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919年6月，正值陈独秀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避难准备离京之际，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反对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同时，他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他充分发挥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一点一滴地对社会进行改良，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他奉劝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认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等等。这实质上是要用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种主张，听上去似乎很务实，对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在思想上具有迷惑性。胡适的文章发表不久，就受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的批驳。当时正暂住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于1919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对胡适的言论进行反击。李大钊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作者注：布尔扎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他认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两者间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和解决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有适用于实际的可能性，并非只是空谈。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在文中初步表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必须首先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还强调，“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展开阶级斗争，必须进行革命。此后，《每周评论》等报刊又发表了几篇争论文章。有些团体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论争的实质，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论争过程中，李大钊等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许多进步青年也撰文支持李大钊等人的观点，而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但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实用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次论争之后，还发生了两次论争：第二次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其实质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争论。第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其实质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北京早期党员和先进分子也积极投入了这两次论争，他们团结在李大钊、陈独秀周围，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巩固扩大了理论阵地，进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复原的文科教员休息室
严肃组织斗争，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确保党组织的统一和纯洁北京早期共产党人斗争精神之二：维护纯洁，虽党员亦清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密切沟通中建立的。期间，张国焘、张申府是实际联络人，他们往返于京沪两地，传递信息，使“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计划得以具体推进。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7月，张国焘受李大钊的嘱托赴上海，住在陈独秀家里半个月，两人的中心话题就是建党，谈及李大钊的建党意向，陈独秀极力主张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他与陈独秀所谈建党主张和计划。李大钊立即给陈独秀写信，表示赞成组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8月，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点燃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共产党的火种。9月中旬，张申府因接待著名学者罗素前往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知识分子，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时，上海早期党组织刚刚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并要他转告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天津、唐山以及东北、西北等广大地区发展。9月下旬，张申府从上海返回北京后，“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10月初，张国焘从南洋参加全国学联募捐回到北京，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沙滩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11月，张申府到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只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李大钊便吸收黄凌霜加入。黄凌霜是北大学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却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受黄凌霜影响，又有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5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紧接着，又有北大学生刘仁静、罗章龙加入。这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便扩大为10人，其中无政府主义者6人，占当时组织成员的多数。党组织扩大后，曾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会议，以自报公议的方式，对工作进行了分工：李大钊主持全面工作，并从个人120元薪俸中每月捐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刘仁静、罗章龙负责青年团组织。没过多久，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因不赞成临时纲领中写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于11月间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不赞成党有严密组织和统一领导，反对职务分工和党内纪律，提出各项工作不必确定由谁承担，也不必给各人挂上不同的头衔，组织决定做什么，可以由大家自由分担。二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权力、法律及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反对一切政府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时发生争论，一度使党组织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李大钊维护组织原则，坚决进行斗争，接连撰文予以批驳。他强调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及社会团体都需要秩序和纪律，因为“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他阐述了共产党严密组织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政客组织不一样，它要“彻底的大改革”，就要建设一个赤色国家，因此必须“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经过一番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发展为党员。1920年年底，北京共产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北京党支部创建后，迅速壮大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58人，其中北京16人、上海14人、武汉8人、长沙6人、广州4人、济南3人、旅法中共早期组织5人、旅日中共早期组织2人。据此可以看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人数最多，约占全国总数的27.6%。由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仅有了完整的组织体系，队伍不断壮大，而且思想也更加纯洁了。关于这场党内斗争，在北京党组织提交党的一大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北京党组织各项工作随之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北方中心，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开政治斗争，领导索薪和工人运动，勇敢反抗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北京早期共产党人斗争精神之三：直接行动，虽万难亦赴之。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强调指出：“那一日是什么人有什么举动，才把这日作成了一个‘五一节’？那个日子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惟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从而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进行斗争，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加大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力度，积极团结和引导进步社团，建立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北方主要城市建立党团组织，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中国共产党各地早期组织中走在前列。由于北洋军阀政府一贯残暴镇压进步活动，当时的北京处于高压统治之下，既没有民主权利，更谈不上法制保障。所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不能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必须讲究斗争策略，采取隐蔽方式，既要与北洋军阀政府作斗争，又要保护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尽量以一些公开的、中性的团体做掩护，与北洋军阀政府斗智斗勇，进行不间断地斗争。其中最能体现斗争精神的是李大钊亲自参加和领导的北京八校索薪斗争，以及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率先深入劳工、举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得以结合的斗争实践。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连续数月拖欠经费，1921年3月14日，北京八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八校）的教职员在已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经各校教职员联合协议，不得不于当日起停止上课，以此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漠视教育。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在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在有几千年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呢？当时，大学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负担，中小学教育经费由省市县地方负担，私立大学、专门学校及各学术团体由中央酌情予以补助。但由于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财政体系紊乱、入不敷出，使本已偏低的教育经费常常捉襟见肘，而有限的教育经费又往往难以专款专用。1917年后，各派系军阀连年混战，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教育经费多被挪用。按1919年中央预算，海陆军经费占预算总支出的42%，而教育经费却不到预算总支出的1%。这就导致许多学校因经费短缺而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人士发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要求政府尽快筹集建立全国教育基金，指定特种捐税作为教育专款，并由专设机关专门保管使用。然而，由于军阀割据严重，中央政府有心无力，改革措施根本无法推行，致使许多学校索薪罢教风潮迭起。1920年7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配合下，与皖系军阀段祺瑞爆发战争。结果皖军大败，北京政府落入直、奉系军阀手中。在这场20世纪20年代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人民群众“死亡枕藉，逃生无所，怨苦凄呼之声达于四境”，城乡经济凋敝，广大劳动者纷纷破产。然而，直皖战争之后，各路军阀为求自保和壮大实力，继续扩军备战，致使本已窘迫的中央财政更加困难。面对严峻形势，内阁总理靳云鹏表面上标榜尊重“临时约法”，主张民主共和，却于1921年春悍然断绝北京八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3月12日，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在第二院大讲堂召开临时大会，通过了暂停职务的议决案，并推选出由李大钊、马叙伦、陈世璋、王星拱、顾孟余等11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北京党组织在此前后，曾以多种方式与北洋军阀政府展开斗争。索薪运动兴起之后，他们认为这场斗争合理、合法，最能引起社会的同情和民众的支持，不仅关系到教职员的切身利益，更是对北洋军阀政府作斗争的重要方式，应该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3月14日，北京八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职员，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联席会议，发表了《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停职宣言》，宣布从当日起停止上课，静观政府对教育经费问题、拖欠教职员薪水问题的态度及解决办法。会议临时推定北京大学代表马叙伦为主席，李大钊为新闻股办事。随后，马叙伦、李大钊等人前往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呈递八校教职员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在18日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李大钊作为新闻委员并担任教联刊物《半周刊》编辑，负责每天把教职员会议的情况及形成的决议向北京《晨报》发送，使之及时见诸报端，向社会公布，加强舆论斗争。此外，与为支持此次斗争而成立的各校学生联合会、北大毕业同学会组织的联络及事务接洽，也多由李大钊负责开展，并及时向联席会议提出报告。到4月底时，因马叙伦生病缺席，李大钊又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代表的身份代理联席会议主席。此时，北京的教育风潮，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社会各界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然而，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却是以拖延来应对，政府人员推诿搪塞，反以种种口实强迫学校开学。这次索薪斗争长达4个月之久，联席会召开正式会议76次，加上临时会议共百余次。李大钊作为两校代表及代理主席，需要经常出席和主持会议，活动异常繁忙。他很长时间不能回家，许多事情都无暇顾及，不仅非常遗憾地未能参加党的一大会议，而且连教学和著述也受到一定的影响。6月3日，各校校长、教职员代表和学生近千人，冒雨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始终被拒绝会见，后来竟遭到百名卫兵阻拦和毒打，枪柄刺刀齐下。一时间，军警往来追打，到处血肉横飞，场面惨不忍睹。北大校长蒋梦麟当场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一身；李大钊遭到军警殴打，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的30多人，受轻伤的100多人。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于光天化日之下，军阀政府竟然因为高等学府教职员索要自己的正当劳动报酬，而对一群手无寸铁的知名教授、社会名流、国家精英们痛下毒手，一时间血雨腥风洒京城，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暴露无遗，激起了社会的愤慨，浇灭了人们对军阀政府的最后一丝希望，燃起了广大民众的抗暴怒火。面对军阀政府的残暴行径，李大钊毫不畏惧，再度代理主席职务，领导八校教职员与北京政府进行不懈斗争。其间，孙中山曾致电八校教职员，邀请他们南下就职。全国各地学界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政府维护教育，巩固国本。各地舆论界对这次斗争也十分关注，《申报》《晨报》《京报》《大公报》《益世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都作了大幅报道和及时评论。直至7月中旬，北洋军阀政府终于在社会各界压力下与八校教职员代表达成复课复职协议。李大钊参与和领导的索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索薪斗争表面上是为了经济目标，实质上是反抗军阀政府压迫的实际斗争。这场斗争从一个侧面使广大群众认清军阀政府的残暴、无能、自私、腐败，为了争夺地盘，谋取更大的势力范围，竟然挪用和克扣教育经费，损害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这样的政府不打倒，国家就没有希望。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并没有将此次斗争仅仅停留在索要所欠薪金上，而是透过此次事件深刻剖析了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虽然因为担负这次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的领导责任，使李大钊难以分身，以致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留下了历史性遗憾，但他在斗争中所发出的“彻底改变”军阀统治的预言，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使“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当时，由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是高校老师，其他成员都是学生身份，因而他们没有参与这次索薪斗争。李大钊在领导索薪斗争的同时，指导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工人刊物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可以说，李大钊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他成员分头“直接行动”，以不同方式反抗军阀压迫，开展革命斗争。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劳动音》 周刊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率先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口号。早在1920年夏，北京的先进分子就深入工人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7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工人通俗刊物《劳动音》，主要编辑人是邓中夏。《劳动音》从一创刊就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劳动音》第1期刊文指出：过去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同时，强调“今后劳动运动的途径，一方面固然要改弦易辙”，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另一方面，“更要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教育与组织——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如此作去，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行见着我们希望中的效果，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同时，《劳动音》非常注重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例，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样做，不仅更容易为广大工人所接受，而且更能够迅速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劳动音》出版后，由于坚持面向工人办刊，文字通俗易懂，说理深入浅出，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间流传开来，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到1920年12月，《劳动音》每期销售量达2000份以上。1921年7月，在《劳动音》遭当局查禁后，中共北京支部又创办了新的刊物《工人周刊》，由罗章龙任主编。《工人周刊》设编委会，李大钊、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曾担任编委会常委。编委会下设北京劳动通讯社，通讯社在各地布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采集的新闻报道，除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刊如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发稿。10月，《工人周刊》成为中共北京地委的党刊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对外则仍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出版。为扩大《工人周刊》的发行，中共北京地委号召各地工会和工人加入，成为通讯员和发行人员，因而影响越来越大，畅销北方各地，每期销售量有几千份，最多时达两万份，发行量相当可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热情称赞它：“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在创办工人通俗刊物的同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开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1920年12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和张国焘4人到长辛店与工人接头，并多次同史文彬等工人商议，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发起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正式成立。它“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来校学习的工人，最初有100余人，分日夜两班上课。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略同；夜班是工人上课，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教员大都由北京大学师生担任，驻校教员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吴雨铭。李大钊和其他一些成员也曾去该校讲课或考察。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教员讲课，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传播革命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从工人熟悉的具体事物中来讲清革命道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在唤醒广大工人的思想觉悟、启发工人组织工会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北京和北方地区工会组织的活动中心和学习榜样，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北方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在深入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邓中夏等北京早期共产党员自身也受到了深刻教育，更加坚定了献身革命的理想信念。北京党组织的实践证明，创办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工人补习学校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有效方法。这样做，可以把革命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有效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再通过他们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奠定建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基础。因此，面向工人办刊物、办学校的方法，不仅很快在全国各地党组织中推广开来，而且成为后来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经常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特有方式。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成立100年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代代传承，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干部要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中国共产党人100年斗争精神丰富内涵的高度凝练和精辟概括，值得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认真领悟和努力践行。
作者：邵维正，解放军原后勤指挥学院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少将；刘晓宝，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2020年第10期，原标题“斗争精神是北京建党活动的灵魂——庆祝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100周年”
责编：梁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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